&

原標題：《國學十講》第七講：國學與現代管理智慧

主講人：袁濟喜

國學與管理智慧是近年來國學研究與普及中的熱門話題，作為傳統學術與文化的國學何以與現代管理學有著必然的聯系，又是如何得以運用的？這些問題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好奇與興趣，在這一講中，我們打算談談自己的看法。主要從下面兩個方面談起。

一、國學中蘊涵著豐富的管理智慧

管理學是從近代西方興起的學科，在追求效率、利益最大化的現代社會，會紛繁復雜的各個層面都需要富有管理智慧的人才去統籌協調，大到一個國家，再到一個企業，小到一個家庭，可以說每個人都需要懂得如何合理分配資源，與人相處，高效和諧地工作與生活。這方面西方早已產生了一套體系嚴密的管理理論，西方的管理學可以說是一種追求標準化、制度化的科學，有著注重邏輯、崇尚實證的理性精神，而這種精神正是建立在西方獨特的文化土壤上的，從古希臘時代開始，西方就脫離了血緣紐帶與農業社會形態，進入城邦文明，形成契約化與法制化的社會，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更是引入工業社會與民主政治的模式，在此基礎之上，建構成了現代管理體制。而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截然不同，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是血緣宗法制的社會，靠人倫道德而非法律來維系，中國人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和諧。

不一樣的文化土壤必然會培育出不一樣的管理模式。中國從幾千年前的氏族時代就構建了獨特的管理方式。堯、舜、禹這些傳說中的君主都因為他們順應中華民族的深層心理來管理教化民眾，成為中國幾千年來被傳頌效仿的最杰出的管理者。中華民族是一個傳統的農業民族，農業社會靠天吃飯，人們敬仰天地，天不但被賦予了撫育萬物、奉養人類的屬性，也逐漸被賦予了道德比類與審美觀賞的屬性。人們不但向天地學習如何做人，也將天地看作擁有最高權威默默無言的管理者。中國人把天對人類的管理思考總結，應用于人與人之間的管理中去。這些在洪荒時期便播種在中國人身上的文化基因代代相傳，在今天也難以改變。自古的管理者都要順應這文化基因來進行管理，否則不但達不到管理目的，甚至還會自取滅亡。秦始皇企圖用殺戮和烈火來消滅積淀的思想文化，用自己的方式來獨斷管理，卻落得身死國滅，為天下笑。之后幾乎每代皇帝都會在詔書中再三提到唐虞之治，表示自己不敢丟棄祖先傳統于不顧。直到清代，統治者自知為外族，更加尊重效仿中原文化，以此來治理國家。民族文化與管理的關系，難道是可以割裂的嗎？

我們不能否認，近一百年中國學習運用的更多是西方式管理，對中國傳統的國學智慧反思和整理的非常之少。中國的傳統管理與整個國學一道，往往被作為封建中國落后的罪魁禍首加以批判，作為孔孟之道受到粗暴的傷害。古代帝王的治國之道被看做封建統治階級愚弄人民的手段而被鄙棄，近代曾經輝煌的儒商被看作一個歷史悲劇而塵封。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官員與企業領導出國學習，回來便都大刀闊斧的根據西方模式和經驗進行改革，對于自己的老祖宗不屑一顧。而現在許多問題正在慢慢顯露，經濟發展中忽視了人的存在，盲目追求冰冷的GDP數字，自然環境淪為犧牲品，社會中不均衡的發展矛盾日益突出，物質生活日益豐富的同時人們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幸福感越來越低。中國企業的普遍壽命之短也是近年來被普遍關注的現實，有關資料顯示中國企業的平均生命周期僅為2.5年，不及發達國家的四分之一，每天全國都有成千上萬家企業倒閉。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沒有找到適合中國特色的管理經驗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以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狀況來看，盲目推行西方管理經驗必然是不明智的。中國人重感情、重道義，突然面對西方冰冷嚴格、對事不對人的管理制度，會有相當一段長的時間才能適應。在現在就必然會造成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關系緊張，更加影響企業的運作。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在學習西方的同時，必須重視自己的國學遺產，其中包括國學中蘊藏的管理智慧。

當然，國學并不是直接的管理技巧與策略，而首先是一種宇宙之道與人生智慧。《周易》上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國學與管理智慧可謂是一種道器統一的產物。北宋大文豪蘇軾既強調技的作用，更關注道的統率作用：他曾舉過一個例子，說的是南方善潛水者的技巧得自于長期的練習，掌握了潛水之道后能夠熟悉水性，出入自如，“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茍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喻》) 。這對于我們有著重要的啟發作用。下面，我們先從傳統的儒道法三種管理思想談起：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思想以孔子為代表。孔子對于管理的啟示主要在于德治觀念上面。德者，得也。德治既是一種治國之道，又是一種得人心之道，與人事管理直接相關。今天我們依然講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孔子的德治思想是從他的仁學思想中引伸出來的。仁學是建立在中華民族氏族血緣親情關系及其觀念之上的一種情理融合的學說，它以孝悌作為核心。《論語•學而》第一句話就體現了這種日常親情與德行：“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可見孔門歷來重視人際關系的和諧，而管理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協調人際關系。《論語》中還記載：“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孔子與他的弟子曾子明確提出君子以德作為與人交往的標準。而這種德行則是施政的基礎，只要履行這些基本德行，政治與管理也就自然成功了。《論語》中記載有人曾問孔子：“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孔子認為，只要將孝悌施行到管理中去，這就是為政之道，舍此而沒有別的為政之道。宋代有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也就是從這里生發開去的。后來曾國藩教育子弟也是遵循的這一路徑。孔子還強調為政須有德，才能使老百姓心服口服，加強凝聚力。他多次強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雖令不從。”作為一名有修養的君子與治人者，必然會碰到個體人格魅力的問題，個體魅力是領袖與管理人物的基本素質與特點，是管理者的無形資產，比如二戰時的同盟國領袖羅斯福，丘吉爾等人，還有軍事將領，如巴頓、蒙哥馬利等人。孔子還強調，德治還體現在一種忠恕之道上面。是一種高超的人生智慧與處世之道：孔子的學生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這是一種推己及人的好思想，好觀念。孔子還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也就是說，君子要想成功，首先要讓人成功，這種思想非常切合現代人所說的雙蠃策略，是一種長期的戰略管理理論。

有日本近代實業界之父之稱的澀澤榮一，以自己數十年親身經歷和直接體驗，在《“論語”與算盤》一書中解析過“論語”與“算盤”的關系，他認為自己的成功在于《論語》的指導。1840年出生的澀澤榮一自幼便修漢學與習劍，但明治維新改變了他的命運。1867年，他作為日本使節團成員出席了在法國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后又在歐洲游歷將近二年。當時歐洲的產業發展和經濟制度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這為他以后的活動奠定了基礎。回國后，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職，曾升任大藏大臣。但不久便辭職“下海”，投身實業，業務遍及金融、鐵道、海運、礦山、紡織、鋼鐵、造船、機電、保險、建筑等眾多領域，堪稱日本近代的“實業之父”。可見《論語》對于現代管理學的啟示主要在于如何協調義利等關系上面。

（二）道家的管理思想。老子略早于孔子，傳說曾為孔子的老師。老子同樣倡導德，不過是將德置于道之下，他的書稱為《道德經》。老子的道與孔子不同，是自然之道而非人為之道，影響到人際關系，老子比較強調管理中的順從天道，自然無為，表現出農業社會中原生態的管理思想。這些思想在今天依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老子倡導天道自然是最好的管理行為，他指責人類的管理與政治是反天道的，也是反人道的：“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第七十七章》）老子認為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而人之道則恰恰相反，是損不足以奉有余。這種行為在今天依然大量存在，即人們痛恨的窮者愈窮，富者愈富奇怪現象。因此，追求公正是人類自古以來的理想與目標。中國歷史上的天師道，以及《太平經》這些充滿道教思想的農民起義的經典，受老子思想的影響是很明顯的，老子明確提出：所謂德就是對于天道的順從，管理則是以清靜無為，順乎自然作為基礎。今天建立和諧社會，開展和諧管理，這些理念也不是沒有價值的。

老子認為，管理者過多的依靠法令條規，則會產生反作用，該放松的則要放松：“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第五十七章》）在中國歷史上，西漢實行無為而治，清靜立國取得了很成功的例子。當然，這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不可一概而論，但是我認為，在過多地依賴技術與數字化管理的今天，這種思想有著積極的一面。

在欲望的年代，老子更多的是提倡領導者的自身無欲與低調，倡導外柔內剛，無為而無不為。老子認為，領導人物的清靜自制，是很重要的人格修養：老子為此倡導上善若水的策略：“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第八章》）但是不爭并不等于無所作為，而是一種無為而無不為的戰略，老子實際上是教會人們一種很厲害的權術：“將欲歙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故興之；將欲取之，必故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三十六章》）后來韓非子從老子中汲取了許多思想，成為中國封建專制社會中的治國之道與君主馭下之道，《史記》中將老子韓非放到一起立傳，是因為其中有著共通性。

（三）法家的管理思想。法家的管理思想以韓非為代表。韓非嘗與李斯一起做過荀子的學生。他在韓國卻一直受到冷落。于是潛心著述，總結了先秦時期的法術勢三派的學說，創立了作為集大成的法家學說。后來秦王讀到他的《說難》等文章，十分賞識他的學說，于是出兵攻打韓國，迫使韓國交出了韓非，但是由于法家人物都是一些十分自私無情的人物，韓非一到韓國，即受到與他同樣信奉法家學說的同學李斯的嫉妒與讒害，不久被秦始皇下獄，被迫自殺于獄中，算是印證了他力倡的法家關于人性自私無情的說法。

韓非不同意儒家的性善論與教化論。在他看來，人都是一些十分自私的動物，毫無道德良知，也不存在教育感化的可能性。對這種赤裸裸的自私之物，君主有沒有辦法統治呢？韓非的結論是肯定的，這就是用法術與權勢來加以駕馭。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有一個不成器的子弟，父母訓斥，他不改；鄉里耆老勸導，他也不聽，師長教育，他更是置若罔聞，但是一旦官吏依照有關法令率兵前來抓捕時，那個浪子終于害怕了，棄惡從善。可見，法制與力量才是唯一有用的教育。

站在我們今天來看，韓非的思想對于管理學有著重要啟發作用。孔子與儒家的德治觀有兩個致命的缺陷，第一，它的人性論主要是性善論。這樣的出發點就無形中將道德榮辱觀的作用無限夸大，看不到經濟基礎對于人的思想意識與道德建設的作用。第二，在政治上，它將道德作用代替了法制與制度建設，有意識形態治國的特點，這樣的話，制度的監督無形之中就被忽視了。這些與我們今天講的現代民主與法制是立國的基礎，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制度保障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我們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都是王道與霸道互用的，沒有哪一個單純用儒家的德治管理國家的。

對于中國儒家道德觀的弊端，現代文學家林語堂《中國人》這本書中有過很深刻的提示。他比較了中西政法觀念的不同，說過一段很深刻的話：“任何一個國家，我們在政治生活中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冰是缺乏一部憲法，缺乏民權思想。這個特點源于一種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哲學。它將道德和政治混為一談，是一種道德和諧的哲學，不是一種力量的哲學。制定一部憲法的前提是認為我們的統治者可能是一些無賴、騙子或竊賊。他們可能會濫用職權，侵犯我們的權利。于是我們可以依靠憲法來保護我們的權利。而中國人有關政府的觀念恰恰相反。我們認為政府官員是父母官，他們實行的是仁政。他們會像照看自己的孩子那樣照看人民的利益。我們放手讓他們去處理一切事務，給予他們絕對的信任。我們把數以百萬計的錢放在他們手里，但從不讓他們匯報開支情況。我們給了他們無限的權力，卻從未想到過如何保護自己的權利。我們把他們看做是仁人君子，有教養的紳士。對這種仁政的批評，最細致、最公正、最尖銳不過的要算2100多年以前的韓非子了。”林語堂的批評使我們有必要反觀一下與儒家對立的法家人物韓非的有關論述。韓非曾諷刺孔子，說他的道德說教既然那么好，為什么打動不了大多數人，信徒只有七十人呢？可見大多數人還是憑著利益判斷來行事，法制才是最可靠的。韓非的主張雖然有些片面性，但基本上觸及了儒家道德學說的要害，他倡導的法治精神，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相當的精華在內，是可以與儒家的道德學說與道家的無為之治互補的。中國歷史上管理得較好的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黃老之學、儒家之道與法家之治融合一體的。漢唐盛世也是如此。

其實，國學中蘊含的最基本民族精神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把握國學管理智慧的形而上之“道”就是觸及了中國人深層的生命，管理就會順水行舟那樣順利。雖然國學中的傳統管理智慧更多的是治人、治家、治國，商業管理不是重點，但是從傳統眼光看來，企業也有如一個獨立自適的生命體，培育灌注靈魂，他才能夠強健不朽。馬克思韋伯就曾說過：“經濟發展需要一種文化意志力的支撐。”中國現代經濟的騰飛必須從國學中汲取文化支撐和智力支持。韓國、日本在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用于企業的管理早成為人所共知的秘密，韓國、日本企業家大多認為《論語》、《周易》、《道德經》、《孫子兵法》中的管理智慧有效的促進了他們經濟的飛速發展。老字號同仁堂恪守“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的經營理念，歷經幾百年而更加興盛，現代著名企業家李嘉誠的“建立自我、追求無我”、張瑞敏的“上下同欲者勝”，也正是受到了傳統國學管理智慧的影響。

二、國學的管理智慧引領現代文明

國學的管理智慧不僅適用于當代中國社會，對于現代世界文明有著深刻的啟示，早已超越了管理學的范疇，而上升為一種文明境界。現代西方管理學者比爾•波拉德就指出西方管理存在的缺陷就是僅僅把人作為生產單元，完全從經濟價值的角度去考量。個體的人被編制進龐大的經濟機器的運轉之中，已異化為機械的非人，精神的荒漠化正在蔓延，這種資本主義高度繁榮的表象之下潛伏的深層危機，早已被西方當代學者高度關注，重新思考人類生存的終極意義。英國著名科技史學家李約瑟認為現代西方科技“幾乎每天都在做出各種對人類及其社會有巨大潛在危險的科學發現”，指出“對它的控制必須主要是倫理和政治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特殊養分可以在今天影響整個人類世界。”現代社會不加控制的飛速發展是危險的，傳統質樸的中國智慧就像剎車和方向盤的作用一樣，其敬天愛人的仁性精神，“直指人心”的心性滋養，剛健不屈的人格力量，都會讓現代過于浮躁、功利的社會更加清涼平靜，培養每個人圓融練達的人格特質和自我澄明的生命智慧，讓現代管理高速有效的同時更人性、更和諧。

《周易》告訴我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顯肯定了“道”比“器”更高。“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了解國學中的管理智慧，更重要的是把握形而上的“道”而非具體的“術”。《孫子兵法》舉最重要的五事為道、天、地、將、法。兵家雖然注重謀略，但也將道放在第一位。古代管理者的“道”概括起來就是管理者應努力達到的效法天地、內圣外王的目標，而那些具體的權術只有那些已經領略到道的卓越的管理者才能運用自如。而那些不顧基本道義，只知濫用權術來統馭人民者，就會成為歷史上的暴君，中國古代最重權謀的縱橫陰陽之術從來沒有進入過正統國學的中心，傳統國學的管理思想分布在古代各家各派的思想當中，紛繁復雜，博大精深，但管理智慧的源頭可以說還是先秦的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以后所有管理的思想，基本都是這三家思想的衍生。

儒家、道家最基本的思想之一就是天人合一之道。《周易》則是儒道思想的融會貫通。《周易》本身相傳為周文王所作，記載的是周王朝草創之時的經驗總結，本身就可看作周文王的一部管理心得之書，孔子所著的易傳中很多都是對天地自然的贊美，面對生生不息的自然萬物，孔子也曾感嘆：“逝者如斯夫！不分晝夜。”天四時運轉，云行雨施，哺育萬物，卻不著痕跡，默默無言，孔子大為贊嘆：“天何言哉！”想模仿天而少言、不言。老子也一言以蔽之地告訴我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史記》記載，舜當年歌唱著象征萬物生長之音的《南風》而使天下大治。相傳八卦本身就是伏羲觀察天地萬物精煉而來：“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以“易與天地準”，圣人參照易經的規律，也就是遵從了天地自然的規律。天地垂象、四時變化是宇宙中最永恒的現象和規律，“法象莫大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從遠古時代開始，向天地星辰自然萬物學習是最根本的，以此來認識世界，認識自我：“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則之;天地變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最終達到與天合一的“大人”境界：“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在古人看來，作為一個優秀的管理者，最基本的就是效仿天地之德行，培養管理者的個人素質和道德。孔子認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儒家認為，管理者若以德服人，周圍國家的百姓自然都會攜帶家眷前來投奔，“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管理者應用“修己以安人”的基本方法來實施管理，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素質，自然管理起來就會十分得心應手，正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唯有先修身，才能齊家，才能治國，最后才能平天下。所以國學的傳統管理思想對于管理者本人的綜合素質要求極高，只有一位道德能力出類拔萃的管理者，才能夠成功的進行管理。管理者自我修身的最基本方法就是仿效天地自然，正如老子所說的“治人事者莫若嗇（穡）”，用種莊稼的道理來治人事，現在中央選拔領導干部要求德才兼備，就是這個道理。

天人合一的關鍵在于一種和諧之美。對這種美的向往與追求是《周易》、《論語》和《道德經》中都明顯體現的。天地萬物雖然各不相同，但是本身也是一個生生不息、風雨序次的和諧體。晏子就說：“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和”的前提是不同，孔子說“和而不同”，這是不矛盾的。天這個管理者就是要負責把屬性各各不同的萬物自然和諧的組合在一起，讓它們有秩序地一起運行。這是國學管理精神的精髓所在，管理者也應效仿天地，巧妙地協調團體內不同的成員，讓每個成員發揮自己的所長，最后都能和諧地融入集體的運轉之中。要求員工都與自己相似，于自己不相合的員工就疏遠的管理者是不明智的，一群相同的元素在一起是不可能有生機可言的，西周末年的史伯就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那么怎么處理不同而使其和諧呢？就是要用“中”的辦法。孔子強調“中和”意義就在于此，“和”是把雜多和對立的食物有機地統一起來，而“中”則是在“和”的基礎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兩端的態度；“和”偏重食物的調和統一，而“中”則推崇食物所達到的最佳狀態。《尚書》列舉“九德”即理想的道德為“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后人解釋為“不執于一”，也就是不偏執于一方，和孔子所說的“寬柔以教”、“寬猛相濟”是一致的，也都是管理者要具備的德行。《尚書》就曾記載周公告誡康叔要力行“中德”，作為一種統治者的政治道德，要求把對立的兩端折衷起來，已達到安逸吉祥的目的。孔子的時代禮崩樂壞，出現眾多過激思想和行為，孔子意在用中庸思想來達到和諧，感嘆：“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對于管理者而言，不走極端的折衷溫和管理手段確實能減少矛盾，最大限度地發揮每個人的所長，管理的手段和決策都要注意度的把握，因為“過猶不及”。而且孔子堅決反對固執己見、不肯執中，他自謂“無可無不可”，隨世而處，適當變通，孟子稱他為“圣之時者”。現在普遍把中庸之德看做平庸、不愿惹事或者隨波逐流的好好先生，其實是不對的。孔子最厭惡逢迎世俗、八面玲瓏的油滑之人，稱這樣的“鄉愿”是“德之賊也”。管理者能夠隨機應變，隨時掌握辦事的度，這就是儒家中正平和的境界。

同樣值得現代管理者借鑒的是儒家強調的“誠”和“信”。這兩者都被儒家認為是君子所必須具備的道德素質，也是管理者不計功利、自由自覺的道德素養。做到“誠”，就要時刻捫心自省，自己的行為是否自欺欺人，“所謂誠其意者，勿自欺也。”這種誠意不矯飾造作，在公眾面前與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表現不會有區別，這就是“慎獨”。《中庸》對“誠”十分強調，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唯有誠才能明心見性，得到大智慧。“信”可以說是“誠”非常重要的一個外在表現，孔子格外推崇，認為“民無信不立”，“信則人任焉”，商鞅在南門立木，搬動者就給重賞，從而贏得秦人對變法的信任，成就了秦國日后的霸業。管理者一定要有“一言九鼎”的作用，否則根本不可能順暢地推進工作。放在今天，就是要重視政府公信力，只有充滿權威的政府，對人民有巨大影響力和號召力的政府，才可以說政府實行了有效的管理。對于企業來說，更是要堅持“用戶至上，信譽第一”的原則，現在真正獲得成功的企業都把誠信作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2008年中國的嬰幼兒奶粉事件就極大的動搖了國人對整個奶粉行業的信任，新聞報道中企業對于自己制造的問題奶粉竟然試圖通過一些“危機公關”如買通網絡新聞機構來掩蓋，如此不誠信的行為，最終讓中國奶業受到了接近一年的打擊，也導致了三鹿公司壽終正寢。日本日產公司的經營理念是“品不良則心不正”，如果企業管理者心中沒有嚴格的誠與信的意識，必然會導致產品質量欠缺，最終嚴重影響整個企業的發展。

在管理者具備了基本的道德修養之后，傳統儒家認為應該用禮樂文化來實施管理。儒家不強調用嚴苛的法律和刑罰來進行管理，認為嚴酷地對待人民，不但有違“仁”的根本精神，而且是治標不治本的，治本之道是用“禮”來約束人民。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要從內心培養起恥感，做錯事情不是因為觸犯戒律而恐懼，而是因為內心道德操守而感到羞恥，這樣才能根本上解決問題。孟子認為，人與禽獸的差別并不多，但人人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加以培養這“四端”正是仁、義、禮、智這些品德的源泉，人性的自我覺醒和自我完善的力量是無窮的。所以近年來中央的精神文明建設提出“八榮八恥”，就是針對中國人特有的恥感文化而提出的。周代延續了夏代、商代尚德循禮的思想，指定一系列的禮來維系道德，王國維曾說：“周之制度典禮皆實為道德而設”，如周代嚴守的嫡長子繼承制，就體現了孝、悌的道德于其中，禮的具體實踐方式是“正名”，名實相副才符合禮的規范，父子之所以名為父子，兄弟姐妹名為兄弟姐妹，就應該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如果子對父不孝，弟弟對兄長沒有敬愛之情，那么就名不副實，也不符合禮制了。所以孔子見到諸侯竟然在欣賞按禮制帝王才能享用八佾之舞的時，會怒不可遏地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儒家的禮雖然更多替代了嚴刑峻法，但是主要作用還是區分上下等級的，而樂就是用來更活潑地調和這種森嚴的等級關系的。荀子曾說：“恭敬，禮也；調和，樂也。”《禮記•樂記》也說：“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禮樂結合，也體現了儒家中庸和諧的精神，禮用來區分等級，烘托管理者的權威；而樂用來溝通上下級，制造其樂融融的和諧氣氛，所以儒家強調管理者自己欣賞音樂就起不到音樂的目的，要“與民同樂”才行。樂另外的功能就是可以陶冶情操，“樂以治性”，也可以讓讓最上層的管理者可以通過音樂聆聽到下層民眾的喜怒哀怨，成為巍峨宮殿與貧瘠鄉間之間的橋梁。在現代管理中，完全可以另外的詮釋禮樂文化，讓現代管理文化結合禮樂，既嚴肅又活潑。現代企業要有嚴謹細致的規章制度，在工作中一絲不茍，按規矩辦事，又要有活潑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企業專門譜寫的歌曲等等。管理者在員工面前，也要有管理者的威嚴，員工面對管理者，也應該有相應的尊敬，但是管理者一味高高在上，必然脫離群眾，時常放下架子，“與民同樂”，這樣管理者和組織成員的關系才會既有敬、又有親，和諧無間了。

老子的管理思想和儒家有很大的不同，老莊都對張揚救世的禮樂制度沒什么大的好感，不喜歡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豪情壯志。老子“澹然獨與神明居”，主張回歸自我，回歸到最原始的嬰兒狀態，跟隨自然，柔弱不爭。老子的境界其實比儒家更為高超，以最恬淡的方式觸及了人性底蘊。老子的管理可以說是管理的至高境界，返璞歸真的自然管理，強調“不爭”，這種“不爭”和“無為”不是無所事事，而是以不爭為爭，“為無為”。他傾向于無為無造的自然狀態，崇尚水的德行，曲直隨形地實施管理手段，嚴格地保護這種純凈的自然狀態，不用一些人工的機巧自作聰明地去加以破壞。老子說：“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這是管理的最高境界，似乎管理者每日無為，無欲無言，但是因為他的管理世間和諧自然，人民每日安居生活，以為這本就是生命的常態，根本想不到有管理者在進行管理。管理者的身份被隱去了，這樣儒家所尊奉的管理者形象反而要低了一等，法家理想中威嚴的統治者就要更低一層了。在這天地人和諧的世界中，每個生命個體的自由與尊嚴都得到了最大的尊重，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讓人們感覺不出在管理，一切是那么自由，在堯的管理下，人們一邊勞作，一邊唱著《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在浮囂的現代社會，老子清醒地為人們指明了一條最根本的道路。在爭的你死我活，硝煙彌漫的商場，管理者最好的就是回歸自我，保持人格獨立，明白一切都在不停地轉化，最自然、最樸素的管理方式，也許就是最長久的方法。國學的管理智慧在老子這里，就像一泓清泉，讓人們在現代社會激烈的競爭中由躁轉靜，從最根本的地方開始思考生命，用管理生命的態度來管理政府和企業，這就是國學的古老智慧給現代管理學的滋養，也是對于現代文明的引領。

主講人簡介：

袁濟喜，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學術委員，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基地客座教授，西南大學特聘教授。